标题：社会科学类院所治理体制改革的思考——基于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实践

作者：李丹韩凤芹

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刊期：《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

内容提要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其与自然科学研究占据同样重要的地位，共同决定了国家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然而，目前社科类科研院所的管理体制存在行政化的问题，阻碍了院所理论创新和决策支撑水平的提升。本文总结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体制改革的经验与不足，在此基础上提炼了社科类院所治理体制的改革框架。一方面，政府推进院所去行政化改革，扩大创新工程对社科类院所的稳定支持，全面落实院所自主权；另一方面，构建系统的院所内部治理体制，包括以首席研究员为引领组建科研团队，以科研人才为核心明确激励约束机制，以新型院所为载体建立跨学科合作平台，以学科性质为依据探索多元化评价机制。

关键词：社科类科研院所治理体制改革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去行政化

文章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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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内容摘编

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体现了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社会科学类院所作为国家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着力提升社科理论研究水平和决策支撑能力。

很多研究表明，现行社科类院所的管理体制还存在未理顺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课题研究重立项轻过程，基本都是负责人等2-3人主要参与研究，较少形成跨学科的合作研究，对于牵扯到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知识的应用对策研究来说，研究成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王志东，2011；邓子纲，2011）。二是传统体制下平均主义问题普遍存在，科研激励机制不健全，积极的学术氛围和创新环境尚未形成（李建军，2011）。三是科研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发表论文和专著的数量上，欠缺长期的潜心研究，科研成果低水平重复（李涛，2016）。四是科研成果转化和推广机制不畅，一些具有应用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观点停留在作者手里，不能在第一时间与政府实际工作部门建立联系，失去了创新性和时效性（高力彬，2007）。

已有研究中也提出了相应的体制改革建议，包括放开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权，建立院所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创新科研评价手段，提高科研人员待遇等（孙红，2016；杨杰，2016）。这些改革举措解决了目前社科类院所科研管理的部分问题，但尚未形成院所自主治理的体系。因此，本文以中央级社会科学类科研院所（以下称社科类院所）为研究对象，探讨如何构建符合社会科学研究规律的院所治理体制。在分析社科类院所科研管理现状基础上，通过案例总结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的治理经验，梳理目前创新工程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社科类院所治理体制的改革框架，并提出了几点改革建议。

社科类院所管理体制的现状和问题

近年来，我国对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R&D经费投入从2009年的20亿元增长至2018年近60亿元（图1），人文社科类R&D课题经费总额在十年中增长了3.5倍（图2）。但总体来看，社会科学的R&D投入占总研发经费投入的比例仅为2%左右，体量仍远远不及自然科学。因此，我国的科技创新政策大都是以自然科学研究为主要依据制定的，在很多方面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事物和规律，从实验中得出新结论、获得新技术，通常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能够带来直接经济效益。而社会科学更多地体现研究者的智慧、思想和思路，在价值实现上具有潜在性与间接性，主要体现在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和政治效益上。因此，社会科学的科研组织方式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意识。然而，现行的社科类院所管理体制偏向行政化，院所的自主权放开不够。特别是政府部门下属的研究院所，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政府工作开展支撑性研究，欠缺研究理论深度和知识积累，制约了社科类院所理论创新和决策支撑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政府自上而下的科研组织方式阻碍了创新性研究成果产出。目前社会科学研究资金由科技部门、教育部门、社科联等多家政府单位分散管理，以项目形式组织社科类院所开展研究。科研人员选题多是结合政府部门的管理工作，而欠缺对现实世界问题和规律的深度挖掘和探讨。这造成研究提出的结论和建议缺乏背后的内在逻辑和依据，研究结果低效重复，独创性不够，对决策制定的参考意义也十分有限。

另一方面，院所行政化的科研管理方式与社会科学研究规律不匹配。一是科研团队的形成更多依据现有的研究科室，缺乏灵活性，不利于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二是由于社科类院所绩效工资总额、项目间接经费比例限制等规定，科研人员发放劳动报酬的自主权有限，缺乏对高端人才智力劳动价值的体现，削弱了科研人员的研究积极性。三是人才绩效评价机制偏重指标化，科研成果普遍用论文、专著、研究报告的数量来呈现，对于社科类理论和决策成果的质量评价不完善，大多仅停留在完成项目指标，而不是以其理论和决策价值为导向，难以激励科研人员高质量完成研究。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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