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国企一直不是在改革，就是在前往改革的路上。
央国企是国家发展的压舱石。因为我们的央国企有肩负着为党和国家稳定、推动基础技术创新、解决社会就业、稳定社会经济基本面、参与再分配后为国家提供财政和税收等多个方面的基本功能。稳央国企就是稳江山，特别是在涉及到国计民生方面，如铁路、军工、通信、能源、粮食、基础建设等多个方面。央国企根据参与的经济发展领域不同，其市场化程度也有不同。与国计民生相关的领域，比如能源、军工，计划经济的成分多一点，而市场的成分少一点。在基础建设等方面，计划与市场的比例各一半吧。在竞争充分的领域，比如物流、食品、服装等，则是市场的成分多，而计划的成分少。
改革是央国企的特有的现象。因为央国企体制的计划性，导致在很多领域缺少充分的竞争，也就因此随着发展而逐渐出现诸多弊病。比如体制僵化，干部只能上不能下，待遇只能增不能减，人员只能进不能辞退。甚至还有别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发展都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改革来实现。而在外企民企等，则不存在这样明显的现象，因为一个纯粹市场化的企业，一个现代制度的企业，它的所有的经营行为均围绕着一个目标运转：“盈利”。
改革是央国企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因为央国企上述的特殊属性，其体制和组织模式无法及时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所以只能由自内而外的改革来适应。比如1996-1997年的国企改革之前，国企就是一个小社会，从幼儿园、中小学、甚至大专院校，到医院、体育场、养老院等应有尽有。这给企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就是现在2020年代，很多央国企依然有很大的负担，机关单位、职能部门等，人浮于事现象严重。而这些特点在我们这个社会体制下，只有通过自身的改革来调整以适应发展。
但是，但是，但是。
央国企归根到底还是个企业，而企业的本质属性是“盈利”。与所有现代企业一样（很多央国企多年来一直在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不可否认，央国企尤其是烟草等简直就是铁饭碗一样的存在。所以还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企业），我们的央国企也需要紧紧围绕这个主题开展工作。而现在的三项制度改革，竞聘上岗，薪酬制度建设、党建引领、依法合规管理等，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改革就是瞎折腾”的怪圈。仿佛新领导上任不改革，不提一下三项制度改革，不提党建引领生产，就不是一个好的领导，就是不讲政治。越改革，员工的归属感和忠诚度越低。越改革，越让经验丰富的年富力强的中年员工躺平。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到1987年成立华为公司，时年43周岁。这要是在央国企，年龄超过35周岁连提拔副科级别的机会都没有，何况做一个公司的老总呢。
央国企的生产关系，也要适应其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互相适应互相促进的关系，是马克思就提出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当下央国企内很多改革政策措施，比如依法合规等方面，都是很好的经济发展的“经”，但在过程中被念歪了。首先我们都的承认，作为社会属性的个人，其任何行为都必须要遵守法律法规的约束，纯粹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依法合规的规定，也是为了保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都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是对每一个节点上的个人的保护。但现在的依法合规已经超越了这个初心。各职能部门在执行时，细扣每一个细节的依法合规，通过不同的流程和审批来确保自身没有越位，也就经常会出现额外的签字和审批流程要求。
比如，一个分包的招标，从分包申请、招标开标评标定标，签订合同等，有时候要超过半年时间才能完成。这其中所消耗的各环节的审批的管理成本只是为了避免极少数个别人通过分包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个例，这大大增加了过程的边际成本。个别人的违法行为，自由法律的约束。执行过程中，为了极少数人的可能违规违法行为，导致所有管理流程的冗长庞杂，这里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再比如，为了避免有人超开发票形成虚假的营收，而在开票收款环节增加很多审批流程和要求，这对于企业内部快速收款形成正现金流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也同样增加了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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