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建党伟业之践行者)

她们不是党员,却守望了建党伟业

走进上海红色地标,追忆葛健豪高君曼、王会悟三位杰出女性

建党百年之际,由新华社全国妇联芒果TV共同出品的100集纪录片《党的女儿》,全景式展现杰出女共产党员的英雄群像,引发热烈反响。

在这些优秀党员代表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杰出的女性,虽然没有入党,却也在党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建党前后,有三位非凡的女性守望了建党伟业,她们是:葛健豪、高君曼、王会悟。

走进上海的一些红色地标,是追忆这三位杰出女性的最佳切入点。

杨树浦黄浦码头

1919年12月25日,上海杨树浦黄浦码头,汽笛长鸣,法国邮船公司的“盎特莱蓬”号缓缓离岸,人们挥手作别。

这艘船上的几个年轻人,后来都名垂青史: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蔡和森、蔡畅兄妹,向警予,熊雄,还有画家林风眠,他们的身份是留法勤工俭学生。

岸上送别的有曾国藩外孙聂云台、中国妇女运动先驱刘清扬、民国著名出版家汪孟邹,皆是风云人物。十来天前,毛泽东专程从武汉绕道上海为好友蔡和森一家和向警予等送行,但因为他们启程时间推迟,正忙着湖南驱张运动的毛泽东不能久待,即离上海去北京。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陈独秀到码头送别两个儿子,三人相拥,依依惜别。不过,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独秀研究专家徐光寿表示,这是艺术虚构,当时陈独秀还在北京,等他回到上海时,已是翌年1月27日,此时,“盎特莱蓬”号刚刚抵达法国马赛。徐光寿曾与《觉醒年代》编剧龙平平交流过此细节,龙平平表示:“大事不虚,小节不拘”,虚构码头送别,是为了与结尾处延年乔年的英勇牺牲相对照,以期产生更加强烈的艺术效果。事实证明,这个效果确实达到了。

在这批年轻的留法学子中,有一个不再年轻的人:葛健豪,时年54岁。她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半年后,向警予成为她的儿媳,三年后,李富春成为她的女婿。她因此被誉为培养了四位中央委员的“革命母亲”。

葛健豪原名葛兰英,1865年8月17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桂林堂,她的父亲葛葆吾湘军出身,与曾国藩有姻亲关系。这层关系,也让她在1919年留法旅费匮乏时,找到时任上海工商界首领的聂云台,向裕丰纱厂借来600银元,解了燃眉之急。

从留存至今的照片来看,葛健豪与当年的老太太并无太大区别,但她绝非凡人:从小性格倔强,颇有主见。1914年春,她已经48岁,带着儿子、女儿和一个4岁的外孙女,一家三代进了省城长沙,报考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学校见她偌大年纪还带着儿孙来读书,不肯收。她怒了,让儿子代写一纸诉状告到县衙,并将名字“葛兰英”更改为“葛健豪”,自述:“‘健’就是要做改造社会的健将,‘豪’就是要做打倒封建的豪强”。县官先惊后敬,批上“奇志可嘉”四字,令学校破格录取。就这样,她进了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一家三代人进省城求学,一时传为佳话。

长沙学成毕业后,葛健豪回乡办学,亲任校长,虽受封建势力打击,始终无畏。1917年夏天,她为了支持儿子蔡和森在长沙的革命行动,又举家来到省城。当时葛家已经破落,葛健豪带子女在长沙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豪爽大气的性格,吸引了很多有志青年,其中就有毛泽东。他称葛健豪为“蔡伯母”,常过来“蹭饭”,电视剧《觉醒年代》中就有这个场景。但葛健豪不只是做饭烧菜,她经常参加年轻人的讨论,并发表意见。1918年4月14日,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有重要地位的新民学会成立了,发起人是蔡和森、毛泽东、萧子升等,成立地点就在葛健豪的家中——岳麓山下河西刘家台子。葛健豪倾家中所有做了一桌好菜,庆祝新民学会成立。

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刘家台子”始终是一个温暖的地名。1919年4月,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患病,在长沙医治期间,就寄住在葛健豪家里,毛泽东在此亲侍汤药。葛健豪将文氏安排同自己住一间房子,精心照顾。

葛健豪在法国,也始终温暖着一众年轻人的心。当时法国男女学生不同校,她和女儿蔡畅及向警予等女生入读蒙达尼女子公学,蔡和森入男子中学。她像小学生一样苦读法文,经过不懈努力,此前没有任何外语基础的葛健豪,居然能够用法文对话和阅读报刊了。葛健豪擅长刺绣,白天学习,晚上带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直至深夜。中国工艺精湛的绣品,深受法国妇女喜爱,这笔可观的收入,除了生活开支外,还经常被葛健豪用于资助他人。

葛健豪不仅是一个好妈妈,她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革命活动,曾发起组织了“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到里昂大学请愿。在向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的请愿斗争中,她与蔡畅、向警予等人走在400多名留法学生的最前列,冲进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迫使其作出了让步。

她是儿女们革命行动的坚定支持者。

众所周知,蔡和森是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第一人。在法国期间,蔡和森、向警予一直与毛泽东书信不断。《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收录了蔡和森给远在国内的毛泽东写的两封长信,以及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蔡和森在信中阐述了成立共产党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在1920年12月及1921年1月,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中,对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老渔阳里2号

就在葛健豪一家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抵达法国的同时,陈独秀与夫人高君曼也从北京回到了上海,入住老渔阳里2号。

高君曼,一个在历史中湮没已久,却因为《觉醒年代》而渐为人知的非凡女性。

有不少网友剪辑出剧中夫妻二人的对手戏片段,回味“甜度爆表”。剧中,陈独秀被骂“伪君子”时,高君曼对他说:“我虽在家相夫教子,但我的心时时刻刻跟你在一起。我如果因为这三两声蚊子苍蝇嗡嗡叫就哭哭啼啼、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当初要寻找的那个高君曼。”陈独秀在京要去上海接胡适回国,高君曼硬是塞给他5个包裹,为的是给在上海的陈延年、陈乔年带去“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在陈独秀后人心中,高君曼绝对当得起这样的“表白”。徐光寿告诉记者,1992年5月,他在安徽安庆参加关于陈独秀的一次研讨会,听陈独秀孙女陈祯祥亲口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电影《开天辟地》。陈祯祥去香港看望父亲陈哲民时,劝他去看了这部电影。陈哲民原名陈鹤年,是陈独秀和高君曼所生,也是陈独秀最小的儿子。这是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父亲陈独秀比较公正的形象,他全神贯注,看得入迷,没讲一句话。

电影散场,陈祯祥看父亲还未回过神的样子,打趣问道:“电影里演得像我奶奶吗?”陈哲民说:“你奶奶比演员漂亮多了……”

在徐光寿看来,高君曼是值得关注的,但长期以来,这种关注并不多。“在《开天辟地》《建党伟业》等影片中,高君曼都有一定内容。不过,更多是一种‘家庭妇女’的形象。而高君曼不应局限于此。”

真实的高君曼兼具传统女性和新女性特质,不仅贤惠、善良、明理,还深明大义、知书识礼、追求进步。她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约15年,这也是陈独秀的“高光”15年——从创办《新青年》到五四运动再到建党伟业。高君曼支持陈独秀的革命事业,也对建党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高君曼是陈独秀第一任妻子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1886年生于安徽安庆,父亲是清朝安庆府副将高登科。从小,高君曼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性格活泼,自由成长。在当时的封建社会,高君曼虽为女子,但接受新式教育,家中请塾师上门,教她读书识字,后来还千里迢迢送她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堂读书。

在那里,高君曼进一步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眼界逐渐开阔。放假回到安庆时,在姐姐家中接触到陈独秀。“与姐姐高晓岚相比,她对陈独秀所从事的革命活动给予了更多好奇、关注和赞成。”徐光寿说,当陈独秀为赴日本求学的差旅费与高晓岚发生争执的时候,高君曼则对陈独秀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按陈独秀好友潘赞化所说,高晓岚与陈独秀的“思想距离相隔不止一世纪”。而高君曼的谈吐,让陈独秀对这个小妹也产生了好感。“志同道合,情投意合,大概从1909年开始,两人比翼双飞。”徐光寿说。

高君曼跟随丈夫,辗转安庆、杭州、北京、上海等地,生活颠沛流离,少有长期固定居所。但她一直精心照顾陈独秀生活,协助他的事业。

陈独秀父子关系一度紧张,高君曼努力化解他们的矛盾。陈独秀到北大任职前,陈延年和陈乔年在上海求学,一直没有住在家里,寄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四马路亚东图书馆)的店堂地板上,相当清苦。高君曼非常关心兄弟俩的生活,力劝陈独秀允许他们在家吃住,但陈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请人相劝,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高君曼只能背地里给延年乔年哥俩塞些好吃的。

陈独秀研究大家唐宝林认为:陈独秀与高君曼后来出现感情裂痕,就是源于对待子女教育问题上的分歧。陈独秀是一个无情的父亲吗?1936年底,正在南京蹲监狱的陈独秀听说蒋介石西安事变中被扣留,简直像儿童过年一般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点菜,斟第二杯时,突然呜咽起来,说延年啊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了!把酒洒在地上,老泪纵横,痛哭失声。当时在现场的友人濮清泉回忆说:“人们见过他大笑,也见过他大怒,但从未见过他如此伤心地痛哭失声。”

人非完人,历史才更真实。当年,陪伴在陈独秀身边的高君曼,虽有怨言,仍深爱着自己的丈夫。“高君曼是有个性、有主见的进步女性,也富有文学才华,写过一些诗作。”徐光寿说。

1916年7月的《民国日报》上,曾刊登署名“君曼”的诗词,根据推断,应为高君曼在1914年至1915年间所作,也就是陈独秀第五次赴日本期间。那时,高君曼带着孩子在上海,生活全靠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接济,她自己身体也不好,患有肺病。她的诗词中饱含对陈独秀深深思念的真挚感情。

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就见证了她作为妻子、母亲、进步青年好朋友的多重身份。包惠僧在《回忆老渔阳里二号》中记述了这个家当时的样子:“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这座老石库门建筑如今更为人所知的,却是另外一个身份——如门口的石牌上所写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当时,一楼是会客厅,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堆满了《新青年》杂志,陈独秀和家人住在二楼。”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说。

今天,这里经过修缮成为上海重要红色地标。人们走进一楼的会客厅,一眼就能看到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新青年》在当时影响很大,很多进步青年慕名来拜访陈独秀。来的人太多,于是就有了这个时间限制。”李瑊说。

站在天井里,仿佛仍能看到100多年前这里充满朝气与希望的样子:进步志士纷至沓来,视解民族危亡为己任,在交谈中思考国家前途命运、寻找出路。他们当中,有专程来拜访陈独秀并由此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毛泽东,常为《新青年》撰稿的沈雁冰、施存统,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陈望道,后来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第一个工人党员李中……

这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高君曼同样如此。“要知道,这是在陈独秀的家里,如果没有女主人的支持,没有高君曼接待、照顾客人,端茶倒水做饭,这样的场景怎么能实现?更何况,当时有的青年还曾住在这里,比如李达、陈望道等,李达曾在这里的亭子间住了一年多。”徐光寿说。

老渔阳里2号向北约100米,是新渔阳里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所在地。走入里弄深处,可在角落里发现一间教室,外墙挂着魏碑体书法铭牌“外国语学社”。这个洋气的名字不过是个掩护,实际是送革命青年到俄国留学而创办的学校。

高君曼也常常出入这里。外国语学社学员许之祯曾回忆:第一次庆祝纪念“三八”节也是在这里举行的,高君曼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这应是当时名媛的样子:思想独立,追求进步;因志同道合而选择爱人,忠贞却不依附。高君曼甚至曾与陈独秀一起被捕坐牢,出狱后依然支持丈夫的革命事业。

徐光寿说:“对陈独秀的事业、对党的创建,高君曼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受到早期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尊重与怀念。”

辅德里625号

就在渔阳里2号,高君曼还当了“红娘”,成功撮合李达与王会悟,高君曼做了桌菜,就算是简单的“婚礼”。1980年,年逾八旬的王会悟还清晰回忆:“陈独秀夫人高君曼烧点菜,我们结了婚,这是1920年的事。”

王会悟终生未入党,却是建党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在今天的中共一大纪念馆,存放着她回忆一大召开的手稿。

1898年,王会悟出生于嘉兴桐乡县的书香门第,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启蒙教育,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

1919年底,王会悟在家乡积极声援五四运动,为保守势力所不容,在同乡沈雁冰的介绍下来到上海。沈雁冰即著名作家茅盾,比王会悟大2岁,但按辈分他还得叫她表姑。

“1920年春,王会悟为躲避当局抓捕,由上海籍同学张佩英陪同,前往上海寻找妇女解放途径。”中共一大纪念馆陈列研究部主管韩晶说。

王会悟的青春和人生在上海有了更深刻的印迹。经张佩英介绍,她结识了上海学联评议长何世桢,暂住何家一周。后经介绍,她到上海女界联合会兼任文秘工作,受该会负责人徐宗汉黄兴夫人)赏识,转住徐家。

当时的上海女界联合会就设在博文女校,这里经常邀请上海的文化名人和知名女性来举办有关爱国教育、女子觉悟和儿童教育的演讲,在协助徐宗汉开展活动的过程中,王会悟能力迅速提升,还结识了许多优秀的女性,其中就包括高君曼。

高君曼与王会悟一见如故,又把王会悟引荐给陈独秀——这可是她多年的偶像。在《新青年》编辑部,她又认识了李达。

“当时,李达作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代表,与女界联合会有工作联系,王会悟就在那里见到了李达。”韩晶说。李达也是陈独秀当时筹建中共早期组织的核心成员,就住在渔阳里2号一楼《新青年》编辑部隔壁的房间里。

进出渔阳里的这些人,都让王会悟充满敬佩。当她得知编辑传播先进思想的刊物工作十分繁重,需要一名助手时,就自告奋勇站了出来。陈独秀欣喜不已,随即让高君曼把王会悟接来渔阳里二楼居住,方便工作。在渔阳里,她经常帮助李达誊抄稿件、校对刊印。而让李达经常通宵达旦忙碌的那份刊物,就叫《共产党》。

“在多次的接触中,李达的崇高信仰和渊博的学识,使王会悟十分敬佩;王会悟的独立和对新思想的追求,也使李达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他们结为伉俪。”韩晶说。

在电影《1921》中,李达在天台上慷慨激昂地唱着《国际歌》,倪妮饰演的王会悟流着泪,但目光坚韧,眼神中满是对未来、对丈夫的希望与信心。这是电影中极具感染力的一个镜头。

李达王会悟婚后半年,中共一大在距离渔阳里2号不远处的望志路106号召开,当会议中途遭到密探破坏后,王会悟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赞同:到浙江嘉兴南湖去,那里不惹人注意,而且通火车,来去方便。

晚年,王会悟仍记得当时的提议和讨论:“火车来来去去都通的,打听的侦探也少。我说嘉兴的情况我熟悉,要是有事的话还有我同学,我在嘉兴读过书,朋友都是有钱的。至少我的朋友不是地痞流氓,不会出卖……我还跟他们讲,桌上要放一副麻将,有情况时可以作掩护……”

最终,中共一大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舱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

以这样的方式,王会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共一大闭幕后,李达、王会悟夫妇搬出老渔阳里2号,租住进辅德里。在辅德里,这对年轻夫妻迎来了自己可爱的女儿,工作也更加忙碌。

一年后,王会悟同样以“会务王”的身份,亲历了中共二大的召开。而那次大会的召开地点上海辅德里625号,就是她和李达的家。代表们开会时,她就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外面放哨。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依然在守望,她守护着希望……”展现中共二大历史的非虚构戏剧《辅德里》,正是以王会悟的讲述贯穿始终。《辅德里》谢幕前,舞台上的王会悟在一片光亮中回望,回望她身边那些曾奔向了远方的年轻人——那些年轻的中共党员,带着理想,在时光里刻下了红色的印迹。这些印迹,也刻进了她的一生。

她们被历史铭记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1922年2月,上海平民女校在辅德里632号开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教师有高君曼、王会悟,向警予1922年初回国后,也在平民女校任教。1922年秋冬,李达到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之同行,带着一岁多的大女儿李心田,从上海奔波到长沙,暂住在毛泽东与杨开慧位于清水塘的家里,平民女校就作为党的一项工作交由蔡和森和向警予办理。1923年底,葛健豪带着李富春与蔡畅的孩子李特特回国,在上海与蔡和森、向警予团聚。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腥风血雨,形势逆转,许多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面临着背叛与忠诚的生死抉择。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在上海就义;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同一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就义;1931年8月4日,蔡和森在广州就义,这一年,高君曼贫病交加,在南京去世。

葛健豪颠沛流离多年后,晚年回到老家,租种田地为生。临终前,她还不知道蔡和森已经壮烈牺牲。她问长女蔡庆熙:“和森、咸熙(蔡畅)有信回没有?”并要长女写信告诉他们:“母亲已看不到他们的事业的成功了。但革命一定会胜利的!”1943年3月16日,葛健豪病逝于永丰石板冲,终年78岁。

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葛健豪病逝后,提笔写下“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的挽联,给“蔡伯母”以最好的褒奖。葛健豪不是中共党员,却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第一位非党员传主。

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以95岁高寿在北京病逝。她大半生坎坷,从未居高位,却始终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在同一年,上海因为建设南北高架,沿途大动迁,但是辅德里被保留下来——铭记着她的青春与幸福的辅德里。

100年前,无论是葛健豪,还是高君曼、王会悟,她们走到历史聚光灯下,看似机缘巧合,其实是历史的必然。100年大浪淘沙,有牺牲也有贪生,有忠贞也有背叛,有高尚也有卑鄙……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下,审视这三位非凡的女性,人们会更清晰理解世道人心、理念信念,会更清晰理解中国共产党由弱到强的秘密。

人终有一死,但有些人,注定被历史铭记。(记者 肖春飞、郭敬丹)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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