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ESG投资的“洗绿”讨论沸沸扬扬，我们采访了德意志资管“吹哨人”

记者 | 王梓媛

编辑 | 郑萃颖

2022年7月4日（周一），绿色金融研究所临时主席，环境局主席艾玛·霍华德·博伊德（Emma Howard Boyd）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UK Centre for Greening Finance and Investment，CGFI）年度论坛上警告道，“如果我们无法识别并解决‘洗绿‘问题，一切气候行动都是自我安慰。要实现2050年碳净零排放的目标，加强气候变化适应力，必须有稳健、一致和可信的数据。”

“洗绿 ”话题近期在国际上备受争议，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今年五月在威尼斯集体抗议化石燃料行业“洗绿 ”现象，六月美国证监会（SEC）对高盛集团ESG基金展开调查，瑞士资产管理协会 ( AMAS ) 也对协会成员制定了行为准则，表明对“洗绿 ”行为零容忍。

在绿色金融中，“洗绿 ”有两种情况：一是企业利用绿色项目向金融机构筹措资金，却最终不用于绿色项目；二是通过伪认证、选择性披露、虚假宣传、或者空头承诺，把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冠以“洗绿 ”之名，进而以绿色项目为名筹集资金。

2021年3月，德意志银行旗下管理近万亿欧元的资产管理公司DWS被内部举报存在“洗绿”嫌疑，成为ESG领域“洗绿 ”话题的导火索。

“洗绿”风波前后

德意志资产管理公司DWS的前首席可持续发展官Desiree Fixler于2020年6月加入DWS。几个月后在编辑ESG年度报告时，她发现公司在数据上的隐瞒和造假对投资人进行了误导，夸大了可持续投资规模，对投资标的ESG评级也缺乏公正性，试图与领导层反应未果，并在3月遭公司开除。此后Fixler尝试通过华尔街日报等渠道曝光。2021年8月，在吹哨人Desiree Fixler的指控下，美国证监会（SEC）和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对DWS展开“洗绿”调查。2022年1月，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室对DWS展开调查。

2022年5月31日，DWS又遭到德国金融监管和司法部门的现场搜查。该公司首席执行官Woehrmann在2022年6月9日辞职。此后，调查发现有足够证据表明，“与DWS基金销售说明书的陈述相悖，仅有少数项目将ESG纳入考量”。

Fixler近日界面新闻采访时说道，“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面临这种局面，做什么吹哨人。作为可持续发展官，我的责任本该是专注于环保和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等问题，和公司并肩作战，而不是和公司对抗。让我震惊的不是眼前的问题，而是管理层漠不关心的态度。”

DWS近十年来，一直使用其ESG引擎“Smart Integration”分析，并为超过一万家公司评级：A级代表ESG行业领军者，F级则表示其ESG表现差强人意。在分析这些公司的评级时， Wirecard，一家2020年创始人因财务欺诈被逮捕，股价暴跌99%，最终破产的支付公司的数据引起了Fixler的注意。

标普ESG指数中，因风险和危机管理以及商业行为准则等方面表现不佳，该公司2019年在治理方面得到了4分（满分100分）。这样一家公司，Fixler称，在截止2020年6月DWS的ESG评分中，却从所有企业中脱颖而出，获得第二高分。

“我在编辑ESG年度报告时，发现公司夸大了对可持续投资的承诺，比如称管理的资产中，4590亿欧元都符合某些ESG策略。我们内部既不记录数据，也没有任何跟踪系统，可见这个数额来源不明。”Fixler对界面新闻表示。

Fixler因为拒绝误报该份ESG年报而遭到公司开除，公司第二天（2021年3月12日）就发布了没有她编辑过的年度报告。她这才意识到，公司雇她这个“洗绿剂”只是为了营销，而不是改善或者规划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把她比作“路毙的动物（roadkill，指她是螳臂当车）”。

绿色金融“洗绿”的成因分为外在和内在两部分。Fixler认为，从外在成因来说，首先绿色金融还处于发展期，缺乏统一的行业准入标准、ESG的定义及其影响力的衡量标准，这导致“洗绿”行为难以被识别或惩处。二是投资者和投资标的对信息的掌握程度不对等。融资方具有信息优势，能够通过信息隐瞒、造假等方式误导投资和监管方，获取资金。三是监管缺失。绿色产业政策力度越大，监管越滞后，“洗绿”现象越广泛。

与上述现象相反，有研究表明，当“洗绿”与“真绿”的利润差越小，法律的惩罚越重，“洗绿”的现象也就越少。过去的几年里，ESG法规逐渐在各国形成：例如，欧盟和TCFD为气候、风险和机遇披露奠定了基础。然而，从国际上的普遍情况来看，ESG信息披露领域缺乏标准化，仍是一个必须克服的障碍。

绿色金融“洗绿”的内在原因主要是企业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还有环保意识的缺乏。

2021年，欧盟委员会筛选了344个宣称其产品环保的网站——据核实，其中42%都包含虚假或欺骗性信息。

“由于ESG在过去两年爆炸性增长，许多人目睹了ESG的市场和收入机会，迅速地跳上了这班车”， 在ESG与商业行为风险领域具有十五年经验的数据科学服务商RepRisk的全球销售与市场执行副总裁Alexandra Mihailescu Cichon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如何让“洗绿”变“真绿”

“ESG投资”，或者说“可继续投资”中，企业信息的披露标准是否能够统一，也是业界正在尝试寻求解决方案的问题。

Fixler认为，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ISSB）在三月底带来了《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征求意见稿)》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征求意见稿）》两个披露标准的征求意见稿，且目标在2022年底前发布第一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可持续披露标准（IFRS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 Standards）。这是为创建全球强制性标准化水平做出的重要努力，融合了许多以前的自愿性标准以及经验教训。

而Cichon认为，“当涉及到诸如气候变化和人权等关键指标时，有一个全球适用的基线才能实现投资者和市场所需的信息清晰度和可比性。”同时她也指出，“全球基线也需要调整以适应具体区域和国家的具体情况。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欧盟分类法：关于是否将液化天然气和核能纳入绿色产业分类存在争议。经过长时间的辩论，虽然欧盟将其保留，但一些国家可能剔除这两项产业。”

Fixler还指出，资产管理公司很有可能在投资人面前支持环保，转身却花费精力和财力参与反对环保的法案的游说活动。因此在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公司对其游说活动和政治捐献透明化。Cichon认为游说和政治捐款是政治影响力评估的两个因素。RepRisk将企业游说活动也纳入了其ESG风险研究范围。

另外，公平公开的绿色数据平台的建立，以及强制性的绿色信息披露制度，都能有效降低“洗绿”风险。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领域中，由于数据不完整，公司很难监测ESG风险。

对此，Cichon认为数据科学在推动向净零排放过渡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向企业提供全面、及时、系统的信息。

“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从全球角度衡量风险：覆盖面要广，关注各地区的所有行业，包括新兴市场和前沿市场。高质量的ESG风险数据可以嵌入到各种用途和职能中，以支持公司内部的ESG整合。例如，银行可将客户和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ESG风险纳入客户尽调、客户入职以及信贷交易审查流程的一部分；投资公司可以将这类数据整合入投资组合筛查、选择和监测流程；跨国企业可将此类数据引入供应商选择和监测程序。”Cichon表示。

被辞退一年后，DWS完成了两件Fixler在职期间提出的建议：公司最终废除了之前漏洞百出的ESG评级系统，并在2022年3月发布的2021年报告中坦承，2021年只有1150亿欧元的ESG资产，比一年前报告的4590亿欧元少75%。

有ESG专家认为，本次DWS接受的“洗绿”调查也许是“ESG 2.0”的分水岭时刻。随着市场的成熟，金融服务行业对数据质量的重视程度已经逐渐取代以往对可持续发展的宽容态度。

多国金融监管机构近期都在采取措施，针对“洗绿”加强监管。5月2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对ESG概念基金的命名和投资标准信披提出了新的监管改革方案。日本金融监管机构（FSA）也在加强监管，确保标注ESG的金融产品具有可持续性。

国际上的“洗绿”风波也将为中国监管部门提供警示和借鉴。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同样提及警惕洗绿：“为公平高效地实施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在实践中需注意防范‘洗绿’、低成本资金套利、绿色项目造假等各类道德风险问题。” 5月27日，国资委公布《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力争到2023年所有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

三年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四项绿色金融标准：《绿色债券的支持项目目录》、《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和《碳金融产品》，并与欧盟联合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基本形成了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并与国际接轨。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参与设立的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是由多国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组成的国际合作网络，也成为了具备国际影响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平台。